斯大林去世70週年：少年張貼「反動傳單」勇於挑戰獨裁統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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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5日，蘇聯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去世，整個蘇聯似乎陷入了哀悼之中。但在悲痛的外表背後，人們對這位領導人的看法並不一致。在他統治期間，蘇聯數百萬人在政治清洗和饑荒中喪生，另外還有數百萬人忍受著貧困。在那段時間，蘇聯曾有三個男孩，並不屈服於斯大林的權威。

在斯大林執政的近三十年裏，他對外表現出的是一種不容置疑、一言九鼎的威權，對不同意見實施殘酷的鎮壓。

然而，蘇聯卻又同時發生了抗議活動。這些抗議活動雖然並不頻繁、規模也並大，但卻很好地表明許多人並不與極權主義政權保持思想上的高度一致。

其中一次活動發生在烏拉爾（Urals）山脈地區的工業城市車裏雅賓斯克（Chelyabinsk）。烏拉爾山區是俄羅斯歐洲和亞洲部分的分界線，而這座城市是一家拖拉機製造廠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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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春天的一天，三個少年在市中心張貼傳單。排隊買食物的當地居民疲憊地看著他們。

男孩們沒有膠水張貼傳單，他們用泡在水裏的麵包做成的漿糊把從學校筆記本上撕下來的紙粘在牆上和燈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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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餓的人們，起來戰鬥！」 紙上的筆跡很幼稚，像是出自學生之手。

在排隊中的一位女士讀了傳單說：「這個是有思想的人寫的。」

男孩們是亞歷山大·波利亞科夫（又名舒拉），米哈伊爾·烏爾曼（米沙）和葉夫根尼·格肖維奇（根亞）。這三名少年都是13歲，領頭的是舒拉·波利亞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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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人最早來自烏克蘭的哈爾科夫，他和母親、祖母、姐姐和阿姨一起在戰爭期間被疏散到烏拉爾。由於市政部門疲於接納許多戰爭撤離人員，他們一家五口住在一間房裏。

舒拉的父親在戰爭中喪生。他的媽媽是律師，供養全家。

根亞也是在沒有父親的情況下長大的，但原因不同。他出生在列寧格勒，1934年他的父親被捕，被誣告屬於一個計劃推翻政府的地下網絡，就這樣無影無蹤地再也沒有回家。

為了保證兩個孩子的安全，根亞的媽媽搬到了車裏雅賓斯克。儘管她的丈夫是「人民的敵人」，但她還是設法找到了一份中學教師的工作。

根亞的父親在戰前被處決，但家人等到很久之後才知道他的死訊。

米沙和根亞一樣，也來自列寧格勒。但他的家人都健在，他的父母在戰爭開始時搬到車裏雅賓斯克，在當地的拖拉機廠工作。當時拖拉機廠造的是坦克，而不是農業設備。

在車裏雅賓斯克，米沙的家人生活在異常擁擠的環境中，甚至被迫與陌生人共用一個房間，隔開空間就靠拉起一根晾衣繩，在上面掛牀單。

三個男孩上了同一所學校。米沙和根亞甚至坐在教室的同一張桌子上。

儘管他們只有13歲，但已經在閲讀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這些著作被列入他們學校教學大綱的一部分。他們從這些書中了解到，接受不公正的事情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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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還仔細學習法國革命者在1870年代工人運動期間創作的《國際歌》，這首歌后來成為所有反對社會不公正的人都愛唱的歌曲。

《國際歌》在1922年至1944年間成為蘇聯國歌。男孩們不敢相信，歌詞中呼籲人們起來反對社會不平等的歌詞在蘇聯沒有被禁。

這些男孩和他們的家人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中，靠戰後口糧限量供應勉強度日，經常處於饑餓邊緣。

蘇聯有一個流行的笑話，說1945年2月二戰接近尾聲時，美國、英國和蘇聯的領導人聚集在雅爾塔會議上，討論應該用什麼方法處決希特勒。

這個笑話說道：當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建議絞死；美國總統羅斯福想出了電椅，但蘇聯領導人斯大林認為，最有效的辦法是讓希特勒吃蘇聯配給的口糧。這個笑話笑點在於，丘吉爾和羅斯福都同意了斯大林的提議，說這將會是最殘酷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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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不是每個蘇聯人都被迫靠微薄的口糧生存。這三個男孩有一個同學，他的父親是當地工廠的廠長。

這位同學的生活方式與他們完全不同：他每天上學有司機送，他的盒飯裏總是有更好的午飯，在他的生日派對上，男孩們可以喝汽水，看投影到牆上的卓別林的電影。

不用說，廠長的家人不必和陌生人合住一個房間，而是享受著寬敞舒適的住宿。所有這一切感覺就像童話故事中的情節。

即使在戰前，車裏雅賓斯克工廠工人的生活條件已經相當艱苦——許多人住在地下室和防空洞裏。隨著戰爭的開始，車裏雅賓斯克湧入許多來自俄羅斯西部地區撤離人員，這使情況變得更糟。

1943年12月，工廠管理層發現多達 300 名工人在車間裏睡覺，因為他們無處可去。有些人說他們沒有冬衣，其他人說沒有鞋子。他們不能離開工廠。

雖然人們有心理凖備在戰爭期間忍受困難，但戰爭結束後，他們對當局的耐心卻消失了。在為打敗納粹德國感到高興的同時，車裏雅賓斯克的許多人對繼續忍受屈辱、生活沒有著落感到不滿。

Chelyabinsk Council Archive

三個男孩聽到大人們抱怨地下室潮濕，屋頂漏水，用野菜熬湯，四年沒有用過肥皂以及許多其他生活問題。他們經歷了極端貧困，覺得自己已經一窮二白所以沒有什麼好怕的。

他們對觀察到的社會不公正問題越來越不滿，對蘇聯宣傳中所描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活與他們親眼所見現實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憤怒。

1946年4月的一天，男孩們從學校筆記本上撕下一頁，寫道：

「同志們，工人們，看看你們周圍吧！政府一直在解釋說戰爭造成我們的種種問題。但戰爭已經結束。您的情況有所改善嗎？沒有！政府給了你什麼？什麼都沒有！你聽到的是孩子們有個快樂的童年，但你的孩子卻在餓著肚子。同志們，看看周圍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

最初，男孩們只在晚上張貼傳單，但幾天后他們變得更加大膽，不再擔心後果。他們甚至讓幾個同學幫忙。

內務人民委員部安全部門 ，也就是是後來克格勃和如今被稱為聯邦安全部門（FSB）的前身，很快就知道了情況，不久就發現反政府傳單是由這些學校的少年製作的。

學校每個學生都被檢查了筆跡，以找出罪魁禍首。車裏雅賓斯克的孩子們全部被要求寫出「同志」和「快樂童年」等詞。

Chelyabinsk Region Council

根亞是第一個被捕的人。然後是舒拉。1946年5月底米沙也被抓。他們的家人既震驚又恐懼。

這些男孩受到安全部門反覆審查。安全部門試圖以他們是納粹同情者來判罪。少年們憤憤不平：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怎麼可能同時是納粹分子呢？

根亞和舒拉於1946年8月受審，被判犯有傳播反蘇宣傳罪。他們被判處三年少年監獄監禁。

那是段可怕的經歷，他們經常遭到其他因刑事犯罪入獄的年輕囚犯的毆打和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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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沙很幸運，因為他被捕時還不到14歲，他逃脫了懲罰。他的父母很快搬回列寧格勒，遠離車裏雅賓斯克安全部門。

根亞和舒拉後來也被釋放了，他們在1946年底被判緩刑獲釋。也許因為他們都很年幼使他們逃脫了更嚴厲的後果。

但也有可能安全部門和法官對這些年幼的反動分子發自內心的真誠感到吃驚：儘管他們生活在歷史上最為極權的國家裏，卻仍然相信可以對社會不公正表達抗議並通過抗議迫使政府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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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米沙和舒拉都移民到以色列。舒拉至今與妻子生活在以色列，還接受了BBC的採訪。

米沙後來移居澳大利亞，於2021 年去世。

根亞在1940年代後期再次被捕，不久後他因涉嫌有反對蘇聯傾向被大學開除。

他被判處了10年徒刑，但在1953年斯大林死後不久與數百萬其他受害者一樣獲得釋放。他於 2010 年代去世。